碑志包括了、墓表、神道碑等形态，正是最典型的活人为死人而写的文学之作。包括在墓葬之中，又有文学作品的性质，是传统礼仪中比较常见的其中一种礼仪文体，也是墓葬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环。
华人历史上，写活人或死人的传记作品数不胜数，除正史的列传、本纪、世家之外，同一性质的还有事略、
行状、遗事、墓志铭、神道碑、逸事状、誺赞、哀启等 等。另外，又有怀人忆旧的记叙文、报告文学的人物报告、回忆录、以及别具风格的悼词。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字详加分类，就会发现大部份是写给死人的。中国文学 用於死人者，在过去实在是分量太大了。
“志”是一种传记文体，人物“志”的内容可以包括记载一个人的姓名、籍贯、生死年月日时、一生行谊、言论思想，并兼及家庭琐事、妻子儿女、父母兄弟等亲 属。铭则是赞颂之辞，古文作铭常采用脚韵。读之如诗韵，墓葬有所谓的“碑碣”的志铭，多用作记录死者生平，刻於石上，成为死者长眠之地的坟墓建筑的组成部 份。这可说是一种相当盛行的、附属於墓葬文化的礼仪文体，也是以石刻传世的文学作品。这种文体自古以来不乏佳作，成为今日学校华文课程的华文选读作品。
（一）有立碑习俗才有碑志文学
中国古代是“墓而不坟”，只挖基坑，不筑坟丘，地上也没有立标志。当然，就不可能出现随墓葬文化出现的石刻墓葬文学。但是，随着在历史上出现与演变，人们注重在坟墓刻碑留字，这一风俗就流传了。
碑在古礼中最初只是木板，用途是观察日影以定晨昏的知时辰。《仪礼·士昏礼》说：“入门当碑揖”；同书《聘礼》也记载：“宾自碑内听命。”郑玄注曰：“宫 必有条，所以识日影，引阴阳也。”这几段文字意说，碑在其初，只是一种时间的标识用途。只有宗庙中的碑才和祭祀发生关系。《礼记·祭义》说，祭宗庙之日， “君牵牲……既入庙门，丽於碑”。“丽”是“系”的意思，将牵祭牲的绳子拴在碑孔中，待神飨之後，再杀以血祭。但在这一时代的历史纪录，也未见有刻文字於 碑上的记载。
碑和丧礼发生联联系是在春秋时期。最初也只是凿了窟窿以穿绳装辘轳的木柱子，以便棺椁平稳入墓，但以数目多寡体现死者等级的差异。《礼记·檀弓下》说： “季康子之母死…… 公室视丰碑，三家视桓楹。”同书《丧大记》说：“君葬用輴，四綍二碑，御棺用羽葆。大夫葬用輴，二綍二碑，御棺用茅。士葬用国车，二綍 无碑。”
所谓“丰碑”即用大木削成的木柱，《说文解字》注曰：“丰碑，斫大木为之，形如石碑，於椁前後四角竖之，穿中於间为辘轳，下棺以纤绕。天子六纤四碑、前後 各重辘轳也。诸侯四纤三碑，大夫二纤二碑，丈夫葬二绋二碑。“纤和绰都是指引棺的粗绳索。碑本为木柱，周代仅天子可用石碑，诸侯不敢；周末诸侯改以石为 之。周碑不刻文，或弃置墓旁、或埋入墓中。汉以後，便开始将死者有关情况刻於其上，简单的是一般容下死者姓名生卒年月的墓碑，较有地位者则树碑立传，於是 衍化成墓志铭、碑文、墓表之类的礼仪文体。
（二）碑志文学的内容
礼仪文学之中也有所谓的“行状”。行状即死者行为事迹，它的写法要求确实、
详尽叙述死者世系、名字、爵里、行治、寿年等。它的作用有3：一是上於朝廷作讨论死者溢号的参考；二是留与史官作修史时编撰传记依据；三是赶在下葬前请人撰写好墓志铭、碑文、墓表等。
为了替撰写者提供详尽材料，行状的作者多是门生、故吏、亲旧或兄弟辈人物，因为他们较清楚关於死者的情况。墓志所依据的是行状所提供的资料，但比行状简洁，称得上是经过加工润色的文学作品。因此，在中国文学史上，许多墓志才会成为古代散文的代表作。
过去的墓志常分正、变二体，正体只叙事实，变体则在叙事基础上再加议论。一般结构是先叙死者姓名、字号、世系、爵里、生年，再叙其事迹、德行，然後叙述死 者卒葬年月及子孙有关情况，最後附以铭文。铭文长短无一定之规，句式也多有变化，有三言、四言、七言、杂言，也有散行的、有每句用韵的，也有两句或三句用 韵的，内容都是表示感慨或发表议论，抒发哀伤心情也讲究文彩，但又不似哀誺吊文等那样字字哀哭，伤心欲绝。墓志的叙述、议论、哀悼，都比较稳实与持重。
有些碑碣墓志不免会失当得过份。正如宋应星在《怜愚诗42首》之第37首中说：“人生愿欲自无穷，官贵金多百罗岁中。衰相已形功德薄，遗言墓志志托名 公。”常有一些生前作恶多端的人，死後受托替他们写铭者又不能拂其子孙的盛意，直书评定死者功过可能人情所不容，所以不少墓志便有作伪或吹嘘之嫌。即使古 文大家韩愈的作品，亦有不少是死人墓志铭，其中也曾受人指为“谀墓”之讥。到了宋代，欧阳修在《论尹师鲁墓志》中提出了“事信言文”，强调事实无误、剪裁 得当、评价公允、语言优美，企图为墓志写作提供了准则。当然，也不一定每个撰者皆有此道德水平与文字功夫。
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，墓表、墓志铭或为死者树碑立传的文字也不少，其中有流传下来的，也有尚未发据的，可说是丰富的史料及另类文学着作。曾任新加坡总领事 的晚清爱国诗人黄遵宪，亦是其中好手。他在任期间曾为当地的地方领袖章芳琳撰写墓志铭（参陈育菘、陈荆和编着《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》，香港中文大学， 1976，页306-308）。
（三）两种常见的碑志形态
（1）墓志铭
《西京杂记》说：“杜子夏临终自作文，及死，命刊石埋於墓侧，墓前种松柏五株，按此实埋铭之始。後之墓志皆埋於地下也。”。如《西京杂记》所载属实，则墓志铭的风气自西汉已开始。
墓志铭也称墓志、圹志、葬志。起初比较简略，
只将死者世系、名字、爵里、行治、寿年及卒葬年月或子孙们的大略情况刻於石碑，并加上志盖，埋於墓前3尺之地 下。制作墓志铭的目的是为了要防山川陵谷变迁，未来作辨识的依据，但演化到後来，却成了彰扬死者品行业迹的手段，往往借重文人手 笔总结行谊，而写作者及死 者家人亦往往将之流传，因此便使墓志铭不只是埋於墓前，而是流传於世间的文学。
（2）碑表
神道碑、墓表和墓志铭是异名而功能相似，但所设地点不同。当然，也都是石刻碑。
如果说墓志铭是为了要提防山川陵谷变迁而埋於地下，确保彰扬後世；碑和表之树立於地面则是将先人功业声名昭示於世人。在封建社会，这成为显示家族或个人威仪与荣华富贵的一种手段。它们成为坟墓设计的组成部份，因之也成为了由传统礼制派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。
神道碑其实是墓道碑，也称神道碑、墓碣文。南北朝时代的家以东南方为神道，立碑其地，因而称之为神道碑。所谓神道，就是墓道。碑与碣的区分在於形状与 使用等级。长方形刻石称为碑，环首形或形在方圆之间、上小下大者称为碣。清代隋唐制，五品以上的官吏用龟趺螭首碑，方趺圆首之碣则用於五品以下之官。（一 些清代的马来西亚死者是捐官的，因此严格来说，其坟墓以至碑铭也应按中国的制度处理，但在实践上却不一定按照规格。）碑文有文、有铭，有的还有序，所附之 铭文也称“辞”、“系”、“颂”，格式要求与墓志铭文大略相似。
碑文的派生物是墓表。墓表和条碣不同在死者做不做官都可用它，且不似碑碣那样有等级限制。它同样树立於神道之上，所以称神道表、阡表。其写作文体也与碑文、志铭完全一样，是叙事文体，常出自名家之手，如欧阳修的名作《陇冈阡表》便是。
（四）碑志文学盛行的背景意识
从这些礼仪文字形式中，我们可深入透视传统礼仪的内涵，认识华人的思想意识。
简单地说，给死人的文字之所以成为墓葬文化的组成部份，主要原因是由於华人拥有浓烈的家族观念和亲属意识；尤其是活着的人想要藉着这类文字对有贡献的人物 表达崇功报德、对长辈表达“显亲扬名”，以显示尊亲敬贤及仁义忠孝之道。如此，对死者的怀念，以及试图为後人传下死者的生平，便通过刻诸石上的文字表现， 也表现了活着的人为死者尽的一片责任心。
我们可以发现，其中有不少墓碑、墓表、墓志铭上的文字，是死者的子弟为先人撰写或死者的门生为师辈撰写，也有是故旧为挚友或同道撰写的。另外，也有些则是 死者的亲属、子孙请人撰写的。其中更有不少後人为了光宗耀祖及宗族的声誉，花金钱去礼聘一时一地的文章好手撰写墓志行状。
由於这类文字对有贡献的死者是抱着崇功报德的心态、一般撰写人对死者也是抱着死者已矣和不必追究其过的态度。结果，写作人只为了留下文字教化後人，便常有 隐恶扬善之写法。平心而论，这间中亦有许多言过其实、文过饰非，使人不能不客观的承认这是墓葬石刻文字的流弊，所以研究历史一方面不能不参考这类的“墓葬 文字”。另一方面又要小心注意其中不切实际之处。然而绝不能否定这类作品对後人认识先辈、对未来者研究之前的时代，是第一手的资料。
後语：未来发展---上网？
在马来西亚，有不少这类“坟墓文字”。它们之中，还受了明代的风水流俗的影响。除了讲究叙述个人的生平，也强调有关地区的风水选址。
我们还可以发现到，基於葬地的限制和刻碑实为“照会子孙”的目标，木地有不少坟墓，其墓中人的传志，并不是埋在土中或另外树碑，而是刻在拜台的直竖面，或是刻在墓碑的两翼。另外，基督徒的传统也有在墓碑上刻下一些经文或死者的形容，亦可视为一种“坟墓文字”。
这一类文字其实对我们是有用的资料，可让後人参考、研究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一些私人，如孝恩园里的个别家族或个人的家族坟地，亦有这类碑铭的出现，可说是延续了一个对子孙有用的传统。当然，随着网络技术的普 遍，这类“坟墓文字”也可搬到网上去；後人可长期在网上追思先人，并且让亲属联络，成为合乎时代的纪念形式。
实际上，在西洋亦流行於墓碑上刻下个人的生平 总结词句或其叮嘱之习俗。这种习俗在90年代更出现了新演变，有所谓的电子墓碑，可以显示死者一生的资料。只不知，这是否会形成未来碑制文学的新境界？
